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廷统治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俩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
变革之道
从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一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终于被迫划上句号。国内部分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明白，不变革便不足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千载未逢的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绪初年）的 皇族内阁部分成员
洋务运动，是一场由清室自发的改革。其重点为改良生产技术，透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的国力。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显示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自北宋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19世纪后期迅速强大的德国与日本在社会上却充斥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养成做事一板一眼的风气习惯。 自1895年的公车上书，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要求更深层的改革。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成为维新派，主张在体制内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维新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戌变法。但是进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告流产。部分维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当时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此外，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立宪运动。其后各省选出了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分的谘议局代表，这些各省的实权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宪，成立责任内阁，但屡为清政府所阻。 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
文化形势
排满思潮与民族国家 满汉种族问题，在清初的文字狱和剃发易服制度的压制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的思想中，已经几乎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满汉问题开始再度黄兴像集（10张）抬头。到了1890年代以后，排满思想更是再度大兴。明末遗老的着作成为当时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原本并不着名的王夫之的着作在清末重新被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着名的反清宣传着作有邹容的《革命军》等，对于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所强调的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推翻满清后，口号也迅速地从“打倒鞑虏”改为“五族共和”,以求统一分崩离析的中国。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清朝末年，以八旗、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总评：立宪与新政成了催命符。
革命党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革命团体 革命的主要组黎元洪像集（10张）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丈夫团等。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了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炳麟、陶成章等。 政治主张：民族革命VS民主革命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体制等。 发展历史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史称“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1895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1900年，华北爆发义和团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举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的知识分子更感受到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甲午战争起，中国派往海外留学的学生大量增加，当中以日本为数最多，1904年时一度达到二万多人，不少为官费留学。革命的思想在留学生中广为散播，主张革命的学生成立各种团体，发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当中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不少留学生归国，成为国内革命组织的骨干。1901年，忽有东西各报传闻清廷欲将广东割让予法国，广东籍留日学生遂请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省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开战（日俄战争），满清政府划出部分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皇室内更有人称满清的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声更高。 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在国内出现。最主要有 民报
黄兴领导的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成员有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为主），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成员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为主） 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样的革命小团体，如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这些革命团体不一定互相隶属，而且多数带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们都有相同的目标：谋求推翻满清、恢复汉人原来的江山、建立类似美国的共和制国家。当中推翻满清的诉求着重满汉之分；而要求恢复的江山亦只限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内外蒙都被排除。排满的态度正与中国各地方地下帮会“反清”传统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组织都有借助秘密会党的势力进行革命。例如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的会员。 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衞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在1907年虽曾一度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自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衞、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 但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馀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 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阶层和群体 支持革命的袁世凯像集（10张）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回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农民、游民、外国人等。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很早就同新军建立了联系。 除了中国人及华侨外，支持及参与辛亥革命的还有部分外国人；当中以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参与最为积极。不少革命组织都是在日本成立和运作；而中国同盟会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东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会成为会员（甚至包括日本社会思想大家北一辉，后于日本二二六事件后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义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参与，部分更在起义过程中牺牲。 宣统三年（1911年）5月所成立的内阁竟然是以庆亲王奕匡为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中有8名是满族其中还有5名是皇族，该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这样的结果更使立宪派人士大为失望。也因此种下在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士绅由支持立宪转而附和并支持革命。
准备
国内革命活动
革命武装起义 从1895年至1911年间 秋瑾
,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 、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自立军起义 1900年，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之乱，陷于无政府状态。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惠州起义 同年，孙中山决定准备军事起义。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港英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 萍浏醴起义 黄冈起义 七女湖起义 安庆起义 钦州起义 镇南关起义 钦廉上思起义 河口起义 马炮营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港澳和海外革命活动
香港和澳门的革命活动，东南亚的革命活动，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 在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指的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发生的有关辛亥革命的活动。由于当时马来亚地区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以及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孙中山多次到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而当地华人也大力支持，故马来亚地区成了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 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展开的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从国家关系上来看，英国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清朝在新加坡和槟城所设立的领事馆成为了革命活动的阻力。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访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进行访问，而这些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样受到当地华人的欢迎。这些官员到来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对清政府效忠，也有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当时胡汉民曾这样讲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从胡汉民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得出当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保守思想。这样的保守思想，也使得在该地区活动的保皇党康有为得到了当地华人的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在建立新的申汇制度构想上差距甚大，因此当这两派的在南洋汇合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在这一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是保皇党的支持者，他们为了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拥护保皇党。而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支持保皇派的报纸有《叻报》、《星报》和《天南新报》。而革命派方面则有《中兴日报》和《总汇新报》的支持。当时《叻报》和《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立《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的第一份报纸 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个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复华夏，是孙中山手定的。
前奏
1911年3月，武汉新中华民国使用过的旗帜（3张）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 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了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馀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 中央：摄政王载沣，盛宣怀，端方，岑春煊，庆亲王内阁，资政院，川籍官员，各国外交人士。 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与士绅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立宪派，爱国主义士绅，铁路公司股东， 革命党，哥老会，中下层民众：铁路公司小股东（农民） .
经过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 林觉民
,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汇合。 相关文献：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全国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海内人士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致满清政府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清檄文。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孙中山像集（16张）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武昌起义门（20张）950年代，才由中国***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宋教仁像集（6张）”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首先，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历史照片（18张）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着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这种以视辛亥革命为正面意义的想法，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都是主流的观点。